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城市化速度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超过5亿的中国公民迁入了如雨后春笋般的大小城市，全国的面貌为之改观。到2030年，全国预计将有十亿人生活在城市。
    从理论上说，城镇化建设，要实现三大功能：一是要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各种要素能够自由流动。二是要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规划，而不是光搞城市规划。第三是政策上要制定城乡统一的政策目标，不能盲目的开展进行。

城乡融合从目标上看，也要达到三个目标：一是在政治上，城乡之间有平等的权利；二是通过经济发展，要使城乡之间都同样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包括基础设施大体能够均衡；三是城乡老百姓在生活水平上能够趋于相同。所以说城镇化的建设本质不是要消灭农村，而是要实现城乡的融合。

        在城市发展需要、长官意志、地方利益的多重驱动下，各地规划和开发新城的冲动不难理解。多数新城，可能只是暂时存在空置率偏高、人气不足的现象，最终仍可以说具有较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少数新城，则将因为距离主城太远、产业与人口导入困难、楼盘供应远超需求，而最终成为“负担”，不仅浪费资源，而且还将使投资商、开发商、放贷银行、个人购房者多方利益受损。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地方盲目“造城”都被冠以城镇化的名义。城镇化当然要推动，但必须有度、有底线，不能脱离地方实际和城市发展规律。现在不少地方搞的城镇化，就是圈地、盖楼、造城，把农民赶上楼房，把企业赶入产业园，把资金赶进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结果，地没少占，钱没少借，楼没少盖，但老百姓就是不买账，地方债务风险也空前加大。无视实际和规律，盲目追求大投资、大手笔，或者沉迷于“债务推动型建设”，只会集中暴露出GDP至上、土地财政、房地产泡沫的弊端和矛盾，这样的城镇化终究是扭曲的。

    盲目“造城”背离了城镇化的初衷和本意。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仍然偏低，当然有很大发展空间，或者说红利释放空间，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对这项系统工程有全面深刻的认识，以综合性方案来推动。把城镇化简化为圈地“造城”，显然不是以人为本，质量自然就高不起来，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也就难以实现。近10亿人的城镇化，如果都这么搞法，路子就会走歪，后果不堪设想。
    遏制不理性的新城建设，首先要有透明的决策机制和监督机制，让土地资源的开发受到监督。其次，要改变官员提拔时以GDP为主要考核目标的问题，政府的绩效应成为考核的核心。此外，要提高官员的执政能力，特别是选择、监控和管理项目的能力。“新城需不需要建，建多大？建的标准要多高？都要经过充分、细致的调研论证。”城镇化不是盲目“造城”。“贪大求快、盲目‘造城’之风有可能造成巨大的浪费和风险，需要及时加以遏制。”
    我们希望，对当前地方政府的“造城运动”，中央决策层应尽快通过完善地方政府的决策机制以及强化对地方债务的监管机制等方式，能予以有效抑制。同时，我们也呼吁，请地方政府的“造城运动”悠着点，请让当地的产业转型和升级跟得上“造城运动”的脚步，请让当地财力不要因为盲目造城而透支严重。

在中国，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农民总是被动地迁移到城市，被动地适应城市生活方式，但在本质上，他们不是真正的城市居民。”这些新居民需要支持。扩大户籍制度将意味着扩大社会服务，建更多的学校和医院，使中国的城市更宜居。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经济先行。作为推动历史进程的先驱，我们也希望经济能慢下来，等一等我们的灵魂，等一等社会的基建与保障体制，让社会的发展更平稳，更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