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在万通中心冯仑的书房,我与他见面,谈谈今年以来在立体城市上的“中枪”感受。
何谓中枪?立体城市是这几年冯仑工作清单上的首要议题,但是偏偏好事多磨,从高层人事、基层员工动荡到工程进度都被媒体翻捡出来。
我身在其外,但对立体城市相当关注,并知道他付出甚多。正如他在下文所言,为推进纽约中国中心与台北项目,这么多年前往纽约与台北各有60与40次以上,终于成功。他也在新加坡李光耀学院攻读公共管理近两年,这自然又是为了立体城市。
于是,我便多次邀约他畅谈一次,即使不为辟谣,也借此公开一些内情,提供另一面的视角,可令事情更清晰准确。
他答应了,便有了书房见面。凡两小时,他尽可能披露了中国中心、立体城市的由来、挑战,复杂与策略。下面此文讲了五个话题,有你知道的,还有你不知道的。
一勺君把谈话要点摘录如下:
6年运作的特点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立体城市开始提出,它最自然的起点,是希望建立一个节能低碳的理想城市。
6年来,对立体城市的研究与实践逐渐深入。我们专门请了包括保罗.索拉里在内的国际大师研讨理想城市,我们也做了关于未来理想城市的巡回艺术展,进一步加强外界的认知。由于立体城市涉及到大量社会公共管理,我本人也在新加坡李光耀学院学习了近两年的公共管理。
然后,开始进入跟地方政府找地、谈判阶段。这个过程当中就碰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成都主体城市规划已公示通过,和政府也签了约,结果赶上老书记被抓,新书记飘摇,市委书记被抓,县委书记也进了班房。照说内部自身的领导人更换不应影响实际进程,但是,成都不按照合约来。同样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出现了,这些原因都不是我自身的原因。我们发现,制度成本实际上非常高,光成都一地我们就损失7000多万。我们作为一个认真做事的企业老碰到这些事,这实际上就是个制度环境问题。
然后,我们来到西安,目前为止除了政府答应的事兑现得慢一些以外,当地政府还是有信用的。
土地本来2013年底要交地给我们。但因为它是个新区,各方面的体制都在磨合,所以我们也都理解。但这么大的计划,一定是跟当地政府的支持有很大关系。如果政府在规划与土地上不进行一个特别的支持,那我们是没法做的,所以时间进度有些后延。
我们也曾向国土部反映,立体城市密度比较高,土地供应和指标能否给一些支持?因为国土部在强调集约用地。后来,国土部也有很好的回应,提出长沙的节地模式、立体城市模式,还有地铁上盖这三种节地的模式要给予支持。
立体城市最大的难点是跟政府的磨合,而不是跟市场的磨合。一个是土地,一个是规划。
比方说一平方公里给我,我就在上面投资各种节能基础设施了。但你如果分多次给我、每次200亩,那这个基础设施的投资就会受到影响。我如果弄到别人家地上,万一最后又出岔子了怎么办?这个事目前已经解决了,地方政府也都理解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你得允许地方政府慢慢跟你讨论。包括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国土部等等,他们都是慢慢来看,知道你是为了节地,而不是为了圈地。
另外,我们的理想要落地,以医疗健康产业、立体农业、教育、研发为代表的产业必须落地。但是它都是有条件的,比如经济繁荣的时候怎么做,萧条的时候怎么做,郊区怎么做,城市中心区怎么做。
以医疗健康产业为例,他要等到人聚集到一定的时候才行。如果你人还没有足够的聚集,他现在投资上去谁去用?这里边还有个财务安排的逻辑。
在这6年里,我们真正开始做才3年多。前面是研究、探讨,相对比较虚。真正拿到地还不到三年。所以这个事有磨合也很正常。目前西安立体城市1200多亩土地中,已经交付了一半多一些。
准备工作
为了做这个立体城市,首先,我先到新加坡李光耀学院学了一年半多的公共管理;第二,我与刘永好发起成立了医疗健康联盟;现在还有一家运营机构,万康医疗管理机构,是我们医健联盟成员的公司。这些都是为立体城市准备的。
目前立体城市医疗健康产业园的模式是:有一家寿险公司以预购物业的方式投资,机构来运营,我们来补贴租金的不足部分。我们正在与好几家险资谈,但是财务模型都是没问题的,大家都接受。我们找到好的医院运营管理者,就会有人来投。这个投的方法,就是他买物业,相当于有了稳定的租金,这是寿险资金愿意做的事。
另外,社会的微型城市的管理模式也必须研究。我们跟政府一起也研讨了局部的公共政策。我们提出来,这里应有专门的社区公益基金。每一平米我们提出200—300块钱,比如说500万平米那么就是10亿元放到这个公益基金的池子里,然后,每一年你有6%左右的回报,大概就是6千万。这6千万就提供公共支出的福利补贴,只补贴给立体城市。
这种管理方法可以增加整个立体城市公共福利的水平。我们提出来的公共政策就围绕四个词汇:高就业、高福利、低成本、可持续。当项目落地运行时,它就按照这个来。
谁来当立体城市的客户?
谁是我们的客户?这是能不能落地成功最根本的一条。
比如西安项目,单套住宅按100平米算,我们大概有2.5万套,那我们怎么找到2.5万个家庭。如果是50平米一套,那我们就得5万人。谁愿意成为我们的客户,这决定了我们能不能成功。
通常有两种发现客户的方法,一种是地段好、配套好、环境好、景观好,再加上便宜,形成性价比,大家会买单。这是传统做房地产开发的模式。
可是,这里是个新区,有很多东西是没有的,有很多地方还不够好。在这种情况下,谁做我们的客人?因此,我们研究的问题就得反过来。从西安这个个案来说,如果研究市场的逻辑按传统的房地产来进行,那样你等于在跟市中心最好的项目竞争,你肯定竞争不过他。
所以,我们就研究,当年的延安与深圳是如何做到的?
我们认为至少有三条是可以解决的。第一,这是理想城市。立体城市的价值观是自由、创新、共享、美德。然后跟市场上潜在的客户去沟通。延安当时也是理想主义。大家当年去延安也不是为了窑洞或者配套好才去延安,反而是城市里有房子的人跑那去住窑洞。结果不仅有了窑洞,还带回来一人一个女学生。喜欢我们的就来,不喜欢的就算了。
第二、谁才可能有理想。当然是年轻人。40—45岁的,如果有孩子的人就比较在意配套。但是你22岁、25岁的人会不在意一些。所以,我们的主力人群就应该是年轻人。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西安找到这么多年轻人?结果我们算完帐,充满信心。
帐是这么算的。西安在校生四年累计下来共120万,理论上已经毕业四年的,还有120万,大部分都没成家,合起来就是240万。毕业的120万人里,假设3/4都不在西安或者是已经结婚了,那我们还有30万人。加上每年的新毕业生也有30万。这60万里,如果有1%我们说服,按照我们的价值观,愿意跟我们一起建理想城市,那就是6000个人。0.5%就是3000人。10年也就把它消化了。当然,如果说50平米一套,那就得5万,那我们就12、13年也就基本上消化完了。如果一年能够消化几千套,那也是奇迹。
这里面还有个价格问题。我们是做小户型,有首付贷,价格又不是很高,年轻人没有什么压力。我们做了大量的入校调查:如果是这样你会不会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直接问的结果是转化率2.5—3%。我们现在只要求0.5%可以了。这样一来,事实上是存在这些客群的,还没有算其他的青年人。
接下来要让这件事落地。我们现在不是传统的房地产营销,而是在西安组织了一个以年轻人为主的理想城市的执行团队,发放一部分工作补贴,同时也有一些独立的财务预算给他们。这个工作是全职的,执行委员会有公共福利部门,有市民的招募、培训部门,还有公关的宣传部门,有财务的预算部门,有招商的部门,大致的人数在18到20人。执行委员会的负责人是一个很有影响力、领导力的年轻创业者。他之前在西安创业,现在全职过来做这个事。
建设一个理想城市,价值观要有认同感。另外,要有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来吸引。理想城市有很多创业的活动,给他们一个全新生活方式的体验、共享。比如你一旦成为我理想城市的市民,我们就开始免费给你很多福利。这些福利来自我们的福利基金,以及公共福利部门整合的免费福利资源。
2017年,通向立体城市的城轨就通了。第四军医大学也已经开工了。西安交大也搬过来了。在可见的未来,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利益摆在这里。
我们把他们不是当客户,而是跟我们一起来建设。执行委员会这个团队下面注册的新创业公司都在理想城市,然后孵化带出一大堆年轻人。你同时成为市民,你要创业我们与政府再给帮助。这样越来越多有理想的年轻人,都一起来建设理想城市。10年以后,他们都30多岁了,这城市就归他们管了。
在2016年的春天,我们要求我们第一批立体城市的市民在600—1000个之间。这是我们的目标,现在看非常乐观。
我们目前在西安的实践实际上是顺次在展开,我们不可能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停下来。
但是我们又发现,理想城市也可以不断的进化、迭代。1.0版的立体城市,只有1个产品系列,是郊区新城版,现在是立体城市2.0版,又多了一个市中心的产品系列。所以下一步我们再做新的立体城市,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像西安这样,在相对郊区的地方做。另外,也可以在市中心做。市中心人口密度大,更需要聚集。在市中心做就更有竞争性,而且规划上的阻力更小。
现在,西安壹号项目的全面市政建设正在进行中,不存在不做。而且更重要的是,包括刘永好、我,王兵这些股东给了大量的支持。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支持,就是把公司的财务结构调得更合理。以前我们股东对公司都有一些借债。现在我们把这些债要么转股,要么就豁免了。这样就是为了保证理想城市继续往前走,不要有压力。
人事变动后,团队更接地气
外界也传言,立体城市的团队发生很大变化。
事实是这样的。我们确实有人事变动,但有裁员也有新增,换成了一个更有战斗力的团队。在人事上,做了三个根本上的转变。
第一,原来从繁荣时候的思维,我们要转入市场波动和缓慢发展的前提下来思考问题。
第二、以前看重外部资源,现在更重要的用本地资源。所以我们就裁了很多北京的人,但增加了很多西安的人。把团队调整以后,整个团队更接地气了。由原来的单纯的依赖西安以外的资源,现在更多的依靠本地资源来发展本地的业务。
第三,原来是用基金的财务安排模式,我们逐步会把它变公司化。这样更容易去做财务安排,也更灵活。现在主要的投资方达成了一致,正在操作中。
面对未来,我们做了更长期的安排。这些都是面对变化作出的积极回应。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矛盾和摩擦,这都正常。
在立体城市的基础设施运营方面,我们与陕鼓集团达成协议。这是西安最好的一家做能源管理的国际化上市公司。一些本地的银行与我们也开始有更多的合作。这些都是一些大的改变。另外,从股东到投资人,我们做了积极的回应与改进。财务整体上都做得比原来更扎实。我们现在才做两年多,目前做到现在这样,我能接受。
理想城市在中国10年左右就会慢慢发展起来。起来以后,它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城市发展运营模式。纽约中国中心项目也好,台湾项目也好,过程中也都有很多人不看好,最后不都干成了?企业家的一个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不放弃、有愿景,尽快组织实施,克服所有困难,让它变成现实。
像坚持中国中心一样坚持立体城市
不久前,也有人质疑纽约中国中心缩减租赁面积,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大面积缩小了,但是楼层挪到了最上面。为什么要缩小?整个纽约中资企业用的写字楼面积一共不超过8万平米。现在复星、SOHO中国、万达、绿地等等都在自己买楼。所以,大家如果都争抢这类客户就会很辛苦,我们就把写字楼功能去掉了。道理很容易理解:复星买了楼,他就不可能租别人的。就这样一件事外界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但这是个商业上的事。
从2002年到现在,方法在变,但做中国中心这件事情我始终坚持不动摇。这个缩减的谈判过程很复杂。目前面积缩小了,由原来的两万多平米,最后变成两层,位置更好,租金更贵。对原来的业主来说,他要博弈。但他理解市场,写字楼不要了,他拿去租,等于他多了要出租的面积。这在美国谈判一年是很正常的。我们谈了一年半,都OK了。在西雅图的时候,习主席还接见了我们中国中心的负责人。
未来的中国中心就在世贸大厦1号楼的最高位置,整个1号楼已经租赁了70%,他们会到上面来吃饭,中国中心里面会有米其林级别的中餐与西餐,未来这个楼里会有5万人消费。业主把楼上的餐厅取消了,现在就只有这个餐厅。在这件事上,我们花了14年。
所以,你可以去想象。作为一个企业家我对理想的执著性,决定了立体城市,第一、不可能放弃;第二、一定会把它建成,只是时间问题。纽约我飞了60多次了,台湾40多次,终于做成了。西安现在这个理想城市,我们拿到地还不到三年,遇到的这些困难,在精神上来说,都是我们预料中的事。而且,我们慢慢来克服,其实做企业就是这样。
关于立体城市,我们跟政府说的是7—10年,我自己心目中是5—7年。它有中国的现实需要和可能性,足以支撑把它做成。另外,我们的经验、毅力,以及公司和资源,足以支持10年,把它建下去。我不是今天刚出来做生意,这么点麻烦就不做了,那不是开玩笑吗?!
好企业不等于没有困难,也不等于没有阶段性的挫败。比如说奔驰,曾经就亏损过10亿美金。但是这不等于他不是一个好企业。这要看你放在多长时间来看。如果是偶尔一个财年或者几年,有可能遇到一些困难,但好企业能够自我调整,之后他又走好了,而且越来越好。这就是立体城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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